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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刑案件”逮捕必要性的理解与把握
时间:2014-06-26 11:34:00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所谓“轻刑案件”是指经人民检察院审查作出批准逮捕或决定逮捕后,诉讼至人民法院经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是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羁押时间往往比较长,正常情况下要二、三个月,有的甚至长达一、二十个月。然而“轻刑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的罪行并不严重,一般情况下所处刑罚也不重。从司法实践看,对“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不当逮捕不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而且还会严重地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损害执法机关公正办案,执法为民的形象,同时也会增加司法成本,不利于挽救和教育犯罪分子。因此对“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我应当更加慎之又慎。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往往只注重证据要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和刑罚要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忽视社会危险性要件即“逮捕必要性”。从而导致“轻刑案件”的批捕率过高。如2007年我院受理报捕犯罪嫌疑人144人,批捕142人,不批捕2人,批捕率达到了98.6%,而去年我院批捕的案件中,被法院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有62人,轻刑判决率则达到了44%。可见,我们事实上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不该批捕而批捕的案件。这不仅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也造成了打击重点不突出。逮捕权在实际运用中很大程度上未能显现出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通过对2007年我院“轻刑案件”的检查和分析,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审查逮捕过程中未能正确的理解和把握“轻刑案件”的逮捕必要性。下面我结合司法实践,就审查逮捕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轻刑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目的是在总结的基础上提高,以便把以后的审查逮捕工作做的更好。

  一、“轻刑案件”逮捕必要性的理解

  我们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予以逮捕,通常情况下是从三个方面来考量,即逮捕的三个条件。一是证据要件,就是有证据证明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是逮捕的事实基础;二是刑罚要件,就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是我们在审查逮捕时,根据所认定的事实,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可能会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所作出的一种预判,而并不是最终结论。三是社会危险性要件,就是有逮捕必要,即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时应适用逮捕。实践中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由于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大都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上实体刑罚认定为“有逮捕必要”应该说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对于“轻刑案件”,由于案件本身属罪行较轻,危害结果不严重,现行刑法所规定的量刑一般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且大多可能会适用缓刑,那么我们如何来判定有无逮捕必要呢?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理解逮捕必要性的内涵。

  根据我国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逮捕的必要性表现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8月6日发布并施行的《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中对于逮捕的必要性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运用逮捕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个解释也并没有真正全面地阐释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含义。从刑诉法第六十条规定来看,逮捕必要性应包括两个方面含义:

  第一,具有社会危险性。它是指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和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比如犯罪嫌疑人有继续犯罪的可能、或者有逃跑、串供的可能,就属于具有社会危险性。社会危险性于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上具有的危险性和客观存在的危害性的统一。社会危险性不具有现实的危害后果的特点。社会危险性具体内容应当包括人身危险性和罪行危险性两方面:

  所谓人身危险性,是指基于犯罪嫌疑人人身因素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能有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如性格特点、认罪悔罪的表现程度等,以及是否有多次犯罪前科劣迹、流窜他地连续作案等,来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继续犯罪或者再次犯罪的可能。如有事实和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再次实施犯罪或者继续犯罪的,则应当认为具有再次犯罪的社会危险性。比如:犯罪嫌疑人一向性格暴戾,动辄行凶伤人,或者是有同类性质犯罪前科,或者是对所犯罪行无悔罪诚意等等。即应当认为是有再次犯罪的危险。反之则应当认为无再次犯罪的危险性。二是可能妨碍刑事诉讼的危险性,主要是指根据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后的表现。如犯罪嫌疑人犯罪后是否潜逃,是否有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行为或者企图;或者向同案犯、其他证人或者被害人施压,干扰证人做证或者串供的;或者对报案人、举报人、被害人等实施打击报复等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即可以认为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危险性。反之则应当认为没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危险性。

  所谓罪行危险性。即是指基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因素致使犯罪嫌疑人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已有证据证明,且该犯罪事实本身说明该犯罪嫌疑人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危险性。这主要是根据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来考察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的。作为“轻刑案件”由于本身犯罪的性质这属于较轻,因此仅从犯罪性质上看,大都是没有什么社会危险性的,属于无逮捕必要,但是即便是“轻刑案件”从犯罪情节上看,也有社会危险性大小之分,一部分危险性较大的仍属有逮捕必要,应予以逮捕。只有那些危险性小的,才属无逮捕必要。那么在考量“轻刑案件”罪行危险性时,我们应当着重从情节上来研究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一般来说情节较重的社会危险性就相对较大,实践中常见的情节较重的情形主要有:1、从犯罪目的上看,为现实非法目的和预谋实施犯罪的;2、从作案手段上看,持刀或持枪等危险性大的凶器作案的;3、从犯罪后果上看,多次伤人、伤害多人,用破坏性手段实施犯罪产生严重后果的;4、从社会影响上看,在公共场所实施犯罪引起公愤,在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间实施犯罪的等。具有了这些情节的就应当认为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危险性。如果犯罪行为是因邻里、同事等纠纷引起的,或者是防卫过当,被害人有过错,犯罪嫌疑人有自首、立功表现,未成年人犯罪的,或者是中止犯、胁从犯、过失犯罪的,就不应当认为有社会危险性。

  第二,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也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不仅要考察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还要考察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式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综合分析犯罪嫌疑人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的具体内容及其危险程度,分析犯罪嫌疑人犯罪前后表现(包括日常行为表现)等因素。对于“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并不能一概认为应当予以逮捕,而是还要看对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能够防止发生这种危险性。如果可以防止,那么就应当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当然在司法实践中要想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可能比较难,这就需要我们办案人员根据案件的事实及证据进行全面分析和判断,在实际运用中应当慎之又慎。随着法制社会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对传统的逮捕制度的反思,使得人们对逮捕的作用、功能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也越来越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符合人权保障思想的要求。对于“轻刑案件”,我们在审查逮捕时,不能仅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具有社会危险性,就适用逮捕措施,而要充分考虑犯罪性质和情节,首先考虑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只有在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能足以防止发生这种社会危险性时,才能考虑适用逮捕措施。这才符合“轻刑案件”的“逮捕必要性”要求。

  二、“轻刑案件”逮捕必要性的把握

  “逮捕必要性”是我们在审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的必备要件之一。对于“轻刑案件”我们应当如何确定其逮捕必要性呢?我认为重要的是把握好逮捕的必要性内涵,即逮捕必要性所包含的二个方面。按现代的司法理念,对于“轻刑案件”不捕是原则逮捕只是例外,据此我们在审查“轻刑案件”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只有在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时,才认为具有逮捕的必要。我认为确定“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可以从下五个方面来把握。

  1、正确理解立法精神,严格执行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中都体现了慎捕少捕的法律精神,这也符合现代刑事文明精神。如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即是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时才适用逮捕,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等司法解释也对逮捕作出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就是慎捕少捕。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无不体现着慎捕少捕的法律精神。这些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都是我们正确把握 “逮捕必要性”的法律依据。

  2、树立和谐司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轻缓刑事政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表明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完善,标志着我国的刑罚思想由侧重惩罚报应向惩罚与教育矫正并重的重大转变。其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要区别对待,既要做到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既“雷霆万钧”又“春风化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审查批捕工作中,我们要树立和谐司法理念,贯彻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慎用逮捕措施。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为了贯彻刑法的慎捕少捕的精神,很多地区都在不同时期或针对不同对象出台了一些刑事政策,如我省公检法三家联合出台《关于办理故意伤害(轻伤)若干意见》、我市正在实行的“三缓”制度和我院开展的“捕前走访”相关规定等,都是实践中落实宽严相济的轻缓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对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再适用逮捕措施。我们作为一线的办案人员一定要摒弃害怕不捕率高会被指责打击不力的思想,要切实担负起审查把关职责,发挥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以有效防范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侵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3、准确把握犯罪情节,立足对犯罪嫌疑人感化、教育和挽救。

  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是我们要审查轻刑案件考虑有无逮捕必要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既是轻刑案件,犯罪性质一般都不严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大多能够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显然属于无逮捕必要。如普通盗窃、轻伤害、侵占、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以及挪用、行贿等职务犯罪。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我们要立足于感化、教育和挽救,一般应认为无逮捕必要,采取非逮捕的措施,力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但是对于动辄施以暴力、纠集数人、致伤多人、在重要节日实施犯罪的,以及在特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的多发性犯罪,虽然犯罪性质虽不严重,但是主观恶性较深,社会影响恶劣,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犯罪情节相对较为严重的犯罪应当认为是社会危险性较大,则属于有逮捕必要。

  4、树立保障人权思想,正确认定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是我们在审查逮捕时确定有无逮捕必要的又一个重要条件。认定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犯罪嫌疑人自身情况。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则无逮捕必要。这是对无逮捕必要的法律规定。对于“轻刑案件”也不例外。此外,如果“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年迈体弱之人,由于其年龄关系,其人身危险性一般较小;或者轻刑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学生等,如果这些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也应当认为无逮捕必要。

  二是犯罪嫌疑人罪前、罪中、罪后的表现。罪前表现一贯良好的人,其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小于那些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初犯、偶犯,其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小于那些惯犯、累犯。犯罪后能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并表示悔罪的或者有自首和立功表现的,其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小于拒不认罪、潜逃、串供毁证、隐匿罪证的。对前者即可认为无逮捕必要。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其人身危险性要明显小于首犯、主犯。对于从犯、胁从犯恰当地适用无逮捕必要,还可以分化瓦解犯罪,促使部分犯罪嫌疑人为争取宽大处理而积极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检举揭发同伙的犯罪行为,甚至协助司法机关调查取证,缉拿其他犯罪嫌疑人。

  三是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程度。事前预谋,精心策划的犯罪不同于临时起意的犯罪;故意犯罪不同于过失犯罪;中止犯罪不同于既遂犯罪;从犯、胁从犯不同于首犯、主犯,偶犯不同于惯犯和累犯;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不同,意味着人身危险性有大小之分,对于临时起意犯罪、过失犯罪、中止犯罪和胁从犯,一般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就能够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则可认为无逮捕必要。

  5、全面掌握案件具体情况,充分考虑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设定为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讲,犯罪嫌疑人能否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就成为有无逮捕必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判处有期限徒刑以上刑罚,除了考虑所犯罪行外,还应当考察其有无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这些法定情节也是量刑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在对个案考察时,要充分考虑案件所具有的法定情节,即刑法总则中关于从轻、减轻情节或免予处罚的规定。如自首、立功,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和胁从犯,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防卫过当,未成年人犯罪等。此外个案中所具有的酌定从轻情节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也有较大影响,因此实践也要充分重视。如被害人有过错,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或主动赔偿损失、有悔罪表现,得到被害人谅解等。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还要考虑法院同类案件的判例,这可以使我们在内心确信对该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果确信不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那么对该犯罪嫌疑人就可认为无逮捕必要。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把握“逮捕必要性”时,除法律有明确规定之外,我们还应当准确掌握刑事政策,同时最关键的是把握好有无逮捕必要的“尺度”。在把握这个“尺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及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作全面的了解和系统的分析。这样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准确地适用和客观地把握。